彼之英雄我之仇寇，不过两害相较则取其轻，相较于暴戾恣睢党豺为虐的羯族或者鸱视狼顾鹿驯豕暴的匈奴，能够接受中原教化的鲜卑显然更能让人接受。
毕竟华夷之辨因时而异，以血缘、地缘及礼制区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夷之辨的实质在于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华夏文明教化蛮夷，维护中原文明礼制传承，而非夏变于夷或以夷乱华，文化入侵或是思想演变都是对华夷之辨的挑战。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不过后世多有以许衡郝经为依附外族的犬儒，入夏则夏入夷则夷，成为辽金元清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的理论依据，认定华夷之辨为血统之争，其言大谬，华夏文明素以海纳百川而延绵不绝，华夷之辨更是理念认同习俗演变，干越戎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者，教使之然也，所以东周芈楚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华夏属地因此由关中河洛延伸至南越西蜀燕北河西。
蒙元以胡制理国而丧中原，满清因自视蛮夷而误中华，以少御众必然如履薄冰，限制武力或是束缚思想便成了维持统治的必需手段，由此被阉割愚弄的民众自然没有所谓的家国观念与生死大义，所以在清末诸多中外战争间，为侵略者招募雇佣而随军的国人也不在少数。
唯有真正的自我认同才会对文明的命运产生共鸣，在社会认同之内衍生对民族与国家的信念，在国破家亡之际会选择擐甲操戈义无反顾，而不是抱头鼠窜或者是肉袒膝行，在啖以重利之时会选择矢志不渝不私其利，而不是尺枉寻直以至于出疆载质，所以在近代国家民族危亡时因解放思想而迸发信仰，因坚定信仰而前仆后继，无数仁人志士为华夏文明的共同认同殚精竭虑虽死无悔。
北魏拓跋氏顺应大势以选择汉化，抛弃鲜卑旧俗而整体融入华夏文明，虽然其后因六镇兵变中鲜卑贵族的反扑以至于北魏统治崩解，但华夏文明犹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促进民族融合，隋唐一统之后扰乱中原数百年的五胡便自董狐直笔或者稗官野史间销声匿迹，并非被屠戮殆尽或迁徙驱逐，而是在混居交流中悄无声息的融入其间，成为华夏民族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谓党同伐异，有差异便意味着有隔阂，在矛盾爆发时，成为点燃堆薪的引柴以及区分敌我的标识，一隅之地同生共存的群族，被截然不同的生活习俗或是语言思维分割成对立的彼此，在别有用心的引导下冲突厮杀，如蚁群般直至一方彻底覆灭，在开明时代自诩文明的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
政权或许一朝崩解，国家可能顷刻覆灭，而文明对于个体的印记却是以时代为年轮，华夏文明与其言是根植在汉语言传承的文化思想及礼制规范，不如说是汉民族言传身教的道德荣辱与社会习俗，汉民族的发展不是炎黄部落的开枝散叶无序扩张，而是华夏主体文明在千百年兴治衰乱间兼容并蓄中不断吸纳融合诸多部族的结果，所以即使中原政权更迭，而华夏文明依然亘古不绝。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便是文明或者群族碰撞融合的过程，华夷之辨便是始终坚持华夏主体文明，因为共同的理念认同才能始终如一的团结绝大多数，儒家尊王攘夷及大一统的思想奠定了华夏数千年的政治格局趋向，而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则因为文化民族差异冲突纷争不断，即便是时至开明时代，犹有多少利益之争被归结到民族问题加以掩盖。
斯大林认定的民族划分标准即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与共同的心理，科技与社会的迅速发展消除了交际障碍和距离，也证明了教条主义的搬用显然是人为的限制了华夏文明的教化以及诸多民族的融合，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不为人知的地域文化，但整体上不可避免的割裂了社会认同，也是在行政层面上阻断了华夷之辨。
或者在开明时代文化入侵之下，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漠视与遗忘，已经不可避免的让一代人对华夷之辨的认知及继承出现断层，血裔难以保证精神归属，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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